霍尔布鲁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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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财新网】特约作者 夏伟（Orville Schell）得知霍尔布鲁克（Richard Holbrooke）去世的消息时，我正在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等航班。电视上，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则新闻，我的同事和朋友、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使理查德·霍尔布鲁克不在了。我被震住了。我知道的情况是，霍尔布鲁克之前在国务院与国务卿希拉里见面时突然倒下，旋即被送往乔治·华盛顿大学医院，诊断为大动脉破裂。明知他病得不轻，我却从没想过他无法战胜病魔。毕竟，每每他的朋友和同事提及他时，不总是说“霍尔布鲁克”能战胜一切吗？哪有他应付不了的挑战？

　　霍尔布鲁克身形魁伟，仪表堂堂，具有无坚不摧的信念。事实上，他拥有一个自动的反应机制，让自己振奋起来直面困难。正是这种“办得到”的态度使他涉足外交。困难越艰巨，越发能激起他的决心。没法想象他会说，“呃……我看很难办。”

　　霍尔布鲁克的外交之路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，他先服务于国际开发署，后效力于美国大使泰勒（Maxwell Taylor）和洛奇（Henry Lodge）。1968年至1969年间，他受命与美国代表团的两位领导——前纽约州州长哈里曼（William Harriman）及后来的国务卿万斯（Cyrus Vance）一同参加有关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。1971年，他成为撰写未公开的“五角大楼文件”的一卷——《越战中的美国决策史》的作者之一。1972至1977年，他是美国《外交政策》杂志编辑。其后，当卡特（Jimmy Carter）就任总统，霍尔布鲁克被任命为美国助理国务卿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。1979年北京与华盛顿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，他发挥过重要作用。

　　霍尔布鲁克还是一名投资银行家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成为雷曼兄弟（Lehman Brothers）的一员并由此致富。1993年，总统克林顿（Bill Clinton）任命他为驻德国大使。在他的推动下，北约组织开始东扩。1994年，他担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，彼时南斯拉夫正遭遇暴力和混乱。他独当一面，通过谈判促成了1995年的《代顿和平协定》（Dayton Peace Accords）。长达三年的波斯尼亚战争偃旗息鼓。1999年至2001年，霍尔布鲁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，并于2002年成为亚洲协会（Asia Society）董事会主席。在奥巴马政府，他获得了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——出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。

　　然而，凡此种种职位与成就，并不是我怀念霍尔布鲁克的主要原因。我铭刻在心的，是他在接手任何一项外交任务、面对任何一个目标或领导任何一个组织时的坚定决心。一旦付诸实践，他会全身心投入。他就是任务，任务就是他。当这种难以割舍的纽带建立起来，他就把本与己无干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利益一样坚决捍卫。

　　他是一个自我且极具野心的卓越男子。有时似乎无论何种成功，都无法平息他对成就的不竭渴望。这塑造了他。于是，他变成了能量源和一个无比可靠的人。大家都知道一旦“霍尔布鲁克”参与某事，无果而终就不可能了。事实上，当一般人产生厌倦、开始气馁时，他仍然是马力十足，研究、开会、电子邮件、手机，完全就像一个受到追击的轰炸机尾炮手。当他笃定要做成某事时，就会全情投入，风驰电掣，贯彻始终。他从未半途而废，在上帝召唤之前，他该办的没有一件做得不够漂亮！

　　我曾目睹疯狂运转的霍尔布鲁克，是因为他在任职亚洲协会董事会主席时，与总裁丁文嘉（Vishakha Desai）一起邀请我加盟他们新成立的美中关系中心。2007年夏天，在我供职期内，我们坐在他在珀修斯图书公司的办公室中，讨论他对新中心的展望。我向这个“搞得定”的家伙提了很多很多问题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可能这些问题都令他觉得我犹疑不定。反正他也没问我的意见，就抓起电话，约了私人直升机，告诉新中心的资助人、慈善家罗斯（Arthur Ross）一起吃午饭；接着让我先省省口舌，见面再聊。一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已经在位于East River街33号的停机坪上，准备前往长岛的东汉普顿。几小时以后，我们坐在罗斯的客厅里。我已顾虑全消，接下了这份差事。

　　这段经历，让我惊叹霍尔布鲁克的自行其是、决断和强烈的自我权力意识。即便只是负责一家出版公司，他仍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指挥整个飞机战队。我想，这就是这位独特外交家能让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签署《代顿和平协定》的原因吧！

　　接下去的几年，我非常享受与他在各种项目上的合作，即使他整宿不让我睡觉，非要“义务”帮我修改刚写好的文章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们一群人深夜从乌兰巴托飞到北京。他突然在航班的走道里上窜下跳，喊道：“我没中国签证！”但转瞬间，他又坚定地说：“别担心，我会跟他们交涉的。”于是那一宿，我们在空荡荡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，打电话跟华盛顿和北京的中国外交部联系。霍尔布鲁克的小疏忽引得无数官员从睡梦中醒来，终于帮他办妥了中国签证。

　　 配合他的指挥、演出可真是不容易，这些演出是为达到他的目的，但他在指使别人的时候也带着尊重和友爱。霍尔布鲁克在获取的同时也在付出，而且要付出更多。他把朋友和同仁视作自己的延伸，于是要求他们同样优秀。他的朋友有一个师，他了解每一个人，很多人爱他。不过，在他迎接新挑战、接受新任务的时候，必然会遇到整个星系的新朋友，一些老朋友就感到受冷落，因此他也没少招人嫉恨。

　　 霍尔布鲁克是急躁的、专断的，会时常咆哮。不过，他聪明过人，有超强的分析能力，能立即得出一个难以撼动的结论，决定该怎么做。这时，他是一个不会屈服的人，他的固执、好斗、坚强，当然也得罪人无数。但是我发现这很迷人，某种程度来说令人欣慰。很快我知道，与他相处的最好办法是由着他来，反正他所坚持的意见往往最终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。

　　即便他不是一名中国专家，我却能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大量关于中国的知识，这一点让我至为钦佩。当然，多年与中国外交官打交道的经验让他掌握精髓，知道他们的DNA和谈判系统。但他与他人的真正区别，在于掌握了“事情大体上是如此运行的”这种判断。于是他的X光十分精准，在中国相关的事务中总是拨云见日，切中要害。

　　与霍尔布鲁克在亚洲协会共事期间，无论在成立特别工作小组、编辑文章、策划一个活动、出差，或者决定处理中国事务时，我尤其钦佩他的是，尽管他是务实的，却从不会放弃原则。他致力于解决艾滋病危机、人权问题（他的妻子卡蒂深入参与）、人道主义援助或仅仅是学术和政治讨论时，他的基本道德信念一直是最有力的支撑。其实他是可以作出妥协的，甚至可以投机取巧。但人们会发现，在他务实的背后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无半点妥协。

　　人们会很快习惯于他好斗，甚至是恐吓的方式。他不喜欢听到有问题是无法解决的。于他而言，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做，而是该不该做、怎么做。他永远期待将一切做好，不能容忍任何借口。不过，对待那些冀望登上外交口的阶梯，愿意承受艰巨挑战的年轻人，没有人会比霍尔布鲁克更慷慨、更殷勤。在所有他“韧性”的传奇背后，住着一只巨大的泰迪熊——满怀深情、奉献和承诺。

　　 曾记载霍尔布鲁克结束波斯尼亚战争事迹的著名作家丹纳（Mark Danner）在得知噩耗后，马上给我写了一封邮件：“我下意识地以为，他会很快恢复，会带给大家惊喜的。”但他没有。不止于此，美国的一部分——一个更大更重要的部分，让美国变得强大且乐观的“办得到”那部分，随着他的离开，已无可挽回地破裂，渐渐湮没无闻了。■